配资平台有哪些因为这一转变将使中央红军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

文／王敏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举行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陈云作为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坚决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为实现党的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

1930年9月，陈云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9月中旬，王明赴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经中央负责人商议，决定成立由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云是六人成员之一。1932年3月，陈云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33年1月，陈云与博古等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下旬抵达瑞金后，陈云担任苏区中央局成员、常委，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兼福利部部长。

中央苏区在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鼓吹共产国际提出的所谓“进攻路线”。为了在中央苏区强行贯彻这一脱离实际的路线，他们先在福建省委，继而在江西省委开展了针对毛泽东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当时，军事是主要问题，陈云对军事问题不大熟悉，博古在前往苏区的路上曾对他讲，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陈云起初对毛泽东还不很了解。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人没有从实际出发，根据地图瞎指挥，先是在进攻时搞冒险主义，后又在防御时搞保守主义，导致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在一些会议上指出，打不赢就插到敌人后面去打运动战，不能拿主力去拼。这对陈云的启发很大。后来经过多方的观察、了解，他对“左”倾错误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才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于是，遇到不大懂的问题，陈云就开始直接去向毛泽东询问，或向了解情况的人员打听。

1977年，陈云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我是1933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所以对于红军初创时期的许多艰难困苦，并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从许多参加过这段时期工作的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时的每一项正确的政策，哪一条不是毛主席在亲身实践中反复调查研究，费尽心血创造的啊！”

长征初期，陈云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有了更彻底的认识。陈云被派往董振堂和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担任全军的后卫。由于部队中的干部战士对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明确，又受一些流言的影响，加上白天黑夜行军打仗，吃不好，睡不好，得不到任何补充，所以，战士思想比较混乱，开小差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保证后卫任务的完成，陈云下到陈伯钧任师长的十三师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逐渐减少。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行军极为缓慢。国民党当局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当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令4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博古、李德等领导人却命令部队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最终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面对险恶的处境，博古一筹莫展。李德几次举枪对着自己比画，好像要自杀，已经无法全面指挥红军的行动了。

湘江的惨败，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挨打，同以前几次反“围剿”战役形成鲜明对比，使红军干部和战士心中产生许多疑问和不满。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开始表面化，引起部队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对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和怎样挽救目前的危局，高层领导人中间也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而惨痛的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

在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同样得到了陈云的赞同。

此时，红五军团仍担负全军行动的后卫任务，陈云因随红五军团行动，距离中央和军委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会后，陈云、刘伯承在洪州司与博古会面。博古向他们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他们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向黔北进军。陈云得知红军这一战略方向转变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他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因为这一转变将使中央红军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今草塘）时，“左”倾领导人又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主张不过乌江，二是回过头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猴场政治局会议还根据实际状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刘英后来说：陈云“是一个实干家，有组织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对工作要求很严”。“在整编时，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有问题就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大刀阔斧地干，彻底打掉了‘红章’纵队的坛坛罐罐，该扔的扔，该埋的埋，使部队得以轻装。他还把强壮的人员充实到前梯队的战斗部队中去，大大缩减了后梯队的负担。”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中共中央正酝酿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张闻天在团溪同陈云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上投下重要一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按照会前的准备，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强调没有能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客观原因。周恩来作了补充报告，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

张闻天按照提纲，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陈云回忆说：毛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军事问题”。“毛主席讲，人是要吃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子弹是要打死人的，李德他们不懂。”陈云还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的那些。”

陈云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次指出博古、李德等人讲的是洋道理，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给红军带来极端不利的后果。他和大家都认为李德和博古在军事领导错误上要负主要责任，并坚决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

如实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陈云和一些中央领导分头下到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以便让部队的人员尽快了解会议精神。为此，陈云还专门撰写了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根据这份提纲的记载，遵义会议后，陈云和毛泽东、张闻天三人被指定为会议内容的主要传达者。

遵义会议是在特殊情况下举行的。当时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陈云的这份《传达提纲》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有着传奇的经历，并揭开了遵义会议的重要谜团。

那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苏联运回一批中共档案。其中，有一件手稿是用蓝墨水直行书写的，标题上清楚地写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8页4000余字。内容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透露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作者也不得而知。于是，这份重要的手稿在中央档案馆静静地等待近30年。

1985年1月，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之事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手稿先后被送到了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他们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也是遵义会议参加者，他当时正在杭州。当这份手稿送到陈云手中时，陈云说：“这是我写的！”据陈云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

陈云手稿的发现，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论不休的疑案。

这份手稿指出：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这份手稿指出：“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于是，一些党史专家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再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共20位出席者。

在这份《传达提纲》中，陈云除记载了会议的时间、与会人员、与会人员身份，会上主要人员的态度、会议作组织调整的具体内容外，还用大量篇幅记叙了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严厉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上的错误。

《传达提纲》明确回答了中央政治局为什么要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除解决军事问题外，还有什么重要议题等问题。

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就将湘南、通道，中经黎平，一直到遵义，中央红军在围绕是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还是另辟根据地问题，以及如何清算“左”倾军事路线问题的争议，用简洁而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陈云指出遵义会议的召开是黎平会议所决定的。他写道：“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绝非偶然。

陈云还将红军长征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过程在《传达提纲》中作了揭示。他写道：“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为什么没有及时“克服这种错误”？因为博古、李德还占据着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和决策地位。《传达提纲》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遵义会议的决议已认定：“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其中的A就是华夫，即李德。

陈云的《传达提纲》还将会议在组织上终止了博古、李德对中央和红军的领导，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重要事实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作了发布。

《传达提纲》明确告诉人们遵义会议有关组织方面的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传达提纲》还对遵义会议后常委中的分工情况也作了介绍，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际上是重要决策人）；还介绍了遵义会议后，红军由遵义向威信的行军中政治局常委一次最新的决定：“由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些内容详细具体地记载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博古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和博古、李德对军事的指挥权，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集体的正确领导。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和毛泽东重新回到指挥红军的岗位上，这个消息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的耳中，所引起的欢欣鼓舞，正如刘伯承回忆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云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情况

随后，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又从泸定桥越过了大渡河天险。

5月31日，陈云随军委纵队进入泸定县城。此后不久，陈云就从长征队伍中失踪了，甚至许多人都以为他牺牲了。其实，陈云接受了中央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使命——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我党在白区的组织。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大都是通过上海地下党进行的。党中央撤离上海后，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军唯一一台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被毁，因此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中央红军进入泸定县城的当天晚上，陈云出席了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主要作出两项决定：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这次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把到上海恢复白区的党组织，寻求恢复长征后中断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来自上海的及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陈云。

7月的一天，陈云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比以往更是大不相同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就在陈云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并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时，7月22日、24日，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大批负责干部被捕。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陈云感到非常担忧。

正在陈云为下一步行动焦虑的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及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领导人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苏联。

1935年9月上旬，陈云同陈潭秋、杨之华、曾山等一行七八人到达莫斯科。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陈云同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接见。此时的共产国际迫切地想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情况，陈云的到来使他们感到喜出望外。

10月22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在报告中说：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了解，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了解。

长征亲历者中第一个向全世界宣传长征的人

在莫斯科，陈云除了向共产国际通报中国国内的情况外，还为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3月，在巴黎的《全民月刊》上，连载了一篇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纪实报告。文章作者署名“廉臣”，自称是被红军俘虏的“南京兵（即国民党军）”军医，被红军收用后随军长征，在四川西部寻机离队返乡。这位“廉臣”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真正作者就是陈云。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知之甚少，国民党的宣传工具把红军叫作“赤匪”，比作洪水猛兽，把共产党的领袖描写成三头六臂的怪物。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更是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称，他的“剿匪”已获得成功，红军已经被“击溃”。为了揭穿国民党的谎言，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陈云假借一个虚构的被俘国民党军医之口，以生动、具体的事实，客观公正地描写了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

《随军西行见闻录》除对红军领袖人物进行了描写外，还对红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得民心的情况进行了描写。由于《随军西行见闻录》写得真实、感人，因此一问世便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对于宣传红军、宣传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好的作用。

陈云是长征亲历者中第一个向全世界宣传长征的人。《随军西行见闻录》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问世一年多。但是，直到1985年1月《红旗》公开发表此文时，才揭开此文的作者之谜。

陈云此文，对广泛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少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读过此文，它成为他们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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